80年代初，伍修权携妻探望老战友夫妻时，被老友好奇询问：“你怎么换了新的妻子啦？”
1941年秋夜，陕甘山道蜿蜒，驴铃碎响。伍修权抱着儿子天福，一把塞进罗扬实的臂弯，低声叮咛：“路上别停，名儿也换。”罗扬实沉声应诺：“我明白，这孩子叫罗瑞军。”风卷尘沙，父与子隔着夜色渐行渐远。
前线情报必须绝对安全，干部子女常被悄然转移，改名易姓是最稳妥的办法。延安的地下邮政袋里装着的不只是文件，还有散落各地的家书。写信的人提心吊胆，看信的人热泪难收。枪炮声之外，家人的名字也成了秘密。
追溯这段故事，还得再往前走。1918年腊月，陕北佳县一个木门吱呀而开，张毓兰呱呱坠地。16岁，她挑着干粮卷子追上红军宣传队，白天写标语，夜里缝军鞋。那年冬天，她与同岁同日生的伍修权在窑洞里吃着黑豆面，互相笑说“是老天捏成的一对”。
战火不等人。1938年，女儿曼曼在窑洞里呱呱坠地；第二年，儿子天福也来了。鞭炮没得放，队友把一块山药切成心形替蛋糕。张毓兰抱着婴孩，自嘲“革命妈妈只能用土豆过生日”。
艰苦岁月没放过她。常年喊口号、翻山走沟，淋雨受寒，肺结核悄悄潜伏。延河边的土医院缺青霉素，只能用草药熬汁。医生摇头，她却捂着口罩继续分报递信：“一天送不到，前线就多流几滴血。”
1948年初，延河已解冻，冰层碎裂作响。张毓兰咳嗽带血，在油灯下写下一封信：“孩子托你了，家国要紧。”不久，她在凛冽寒风里合上双眼，年仅30岁。留给伍修权的，是一张写满邮戳的地址册和三个年幼的孩子。
人走，仗还要打。东北连天的炮火叫人无暇顾家。伍修权率情报人员穿林海、跨雪原，白天改址埋线，夜里对着地图熬茶水。闲下时，他摊开那本旧地址册，一页一页看，指尖像在抚平战场上的折痕。
抗战胜利、解放战争收官后，部队南下、北归，许多同志连夜赶往北京。1951年春，走出翻译班的徐和被分到总参。她英语口语溜得像唱歌，做事利落，常在会议室外翻译文件。一次加班后，伍修权递来热水：“嗓子别累坏。”一句关切的话，埋下新的缘分。
那年深秋，两人在中南海礼堂办了登记。徐和比他小一轮，却说：“家大事多，我来撑。”孩子们初见她，怯生生叫了声“徐阿姨”，不久改口“徐妈”。她边教罗瑞军练英文字母，边给曼曼缝旗袍，家里重现烟火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干部再婚在当时并不罕见。许多战时寡居的同志需要新的伴侣维系家庭，组织也乐见其成——战后重建不仅是桥梁公路，还包括散碎的家庭生活。徐和进入伍家，既是情感选择，也是责任接力。
1962年初雪，已经改回原姓的天福敲响家门。院子里，徐和正晒刚织好的蓝毛衣。多年未见的少年愣在台阶上，没人敢先开口。伍修权扶了扶眼镜，说了句：“孩子，家里早就给你留了座位。”一句话，解冻了十余年的冰层。
此后岁月似乎重新平稳。白天是将星闪耀的职场，夜晚是灯下伴读的温柔。罗瑞军考入军校，曼曼成了医生，小妹则把钢琴声带进旧居。徐和在厨房忙碌，门口贴着当年张毓兰手写的“家国天下”四字，墨迹已褪，却没人舍得揭下来。
1982年春，久别重逢的老战友相聚。李大娘见到徐和，有些错愕：“咋……”话到嘴边收住，转而挽着徐和的手，“同志好福气，照顾老伍不容易。”一壶高粱酒下肚，往事像炉火，烫也得捂紧。
那夜散席前，李满山对客人们说：“咱这辈子各有伤痕，可别让后辈只记得伤。”众人默然，杯中酒微微颤。战马的嘶鸣早已远去，岁月替他们收拾战场，留下的是被时光磨亮的纽带。
灯熄之前，伍修权回到书房，指尖轻抹桌上一张旧照：左边是年轻的张毓兰，右边是微笑的徐和，照片的中间空一角，他安静坐下，把它补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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