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于“高敬亭”这个名字，很多人并不熟悉，甚至很陌生。
陌生的原因倒也不复杂。一个是1939年就被执行枪决，年仅32岁就划上了人生句号，缺席了后面的抗战和解放战争。另一个原因就比较纠结了，毕竟是被自己人枪毙的，虽说后来平反了，但历史定位比较尴尬，也不太好大张旗鼓的宣传。
不过，这都掩盖不了他在三年游击战争和抗战初期的辉煌战绩。甚至毫不夸张的说，三年游击战争中，高敬亭是南方八省十三区中，不管是战绩还是根据地建设，都是断崖式领先的存在。
那问题就来了。这样一个各方面能力超群的人才，为啥突然就被枪决了？
对于高敬亭案，比较流行的一个说法是，新四军军部在对高敬亭行刑之前，请示了南京和延安，然后在延安电报没来之前，叶挺就遵照蒋介石的指示对高执行了死刑，为此延安为这事还大发雷霆。
所以一说起高敬亭将军，大多数人的第一感觉就是意难平：这么一个战功赫赫的红军名将，就这样稀里糊涂被叶挺擅杀了？
事实真的是这样吗？
刚好最近看了不少新四军军史的书，又特意查了一些资料，算是对这个事件从头到尾捋出来一个头绪。
最主要的想聊明白两个问题。一个是高敬亭为啥被判死刑？是被冤枉还是咎由自取？另一个是，叶挺枪杀高敬亭，到底有没有得到中央同意？
搞清楚这两点，基本也就了解了这段历史。
壹
要聊高敬亭，先得说说新四军是怎么一个来历。很多人对我党的建军史也是云里雾里，对红军、八路军、新四军这些名称的由来并不清楚。
这段历史看起来挺复杂，实际上也不简单。
1927年老蒋发动四一二政变，我党突然被背刺，也明白了枪杆子的重要性，有一部分人就开始尝试建立武装政权，也就是红色割据，最有名的就是毛主席他们建立的江西苏区，以及张国焘他们经营的鄂豫皖苏区。
各个苏区的军队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，叫红军，这段时期呢，叫做“土地革命时期”。
时间来到了1936年，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，老蒋被迫答应了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”的诉求，陕北红军转危为安，国共两党开始谈判合作。随着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爆发，合作更是迫在眉睫，两党都进行了让步，陕北红军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序列，部队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，简称“八路军”。
也就是说，从抗战开始，红军的称呼就变成了八路军。
那新四军是怎么来的？
八路军是指长征去了陕北的那些部队，但当时南方苏区的红军部队并没有全走，而是有一部分留了下来，比如江西苏区就留下了项英、陈毅等人，带着留守部队坚持斗争。后来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围剿下迅速失败，留守部队损失惨重，剩下那些意志坚定的，进了深山打起了游击。
这些人后来被称作“南方八省游击队”。尽管这三年已经和中央失去了联系，但是我党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抛下这些留守苏区的同志们，在我党的坚持之下，蒋介石被迫同意把南方游击队进行了整编，番号则是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，简称“新四军”。
说到这里，基本上也就明白了红军、八路军、新四军的区别。
其中，整编为新四军的南方八省游击队中，有一支红二十八军，一直坚持在鄂豫皖的大别山地区坚持斗争，领导人就是本文的主角，高敬亭。
这就不得不说说高敬亭的党性之高以及强悍之处了。
1932年10月，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失败，张国焘带着红四方面军主力2万余人离开了鄂豫皖，去了川陕交界处。
而作为“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主席”的高敬亭，被留在了当地，继续坚持斗争。
在当时反围剿失败、主力转移的情况下，可想而知留守的人员面临的将是什么。不过高敬亭他们并没有怨言，而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，与吴焕先、徐海东等人，积极参与了红二十五军的重建工作，并担任了七十五师政委。
说起红二十五军，很多人肯定很熟悉。后来徐海东带领这支部队，在陕北和刘志丹的队伍会师，组建了红十五军团，陕北由此成为了毛泽东带领的中央红军的落脚地，也由此发生了“徐海东借给毛主席五千大洋”的故事。
那问题来了。红二十五军不是在鄂豫皖吗？为啥去了陕北？
1934年10月，江西苏区“第五次反围剿”失败，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。中央红军转移的同时，其他苏区形势也不乐观，中央从各苏区安排了三支部队也进行转移，一是分散压力，二是先行探路。
这三路部队，一路是寻淮州的红七军团和方志敏的红十军组成的红十军团，一路是任弼时萧克的红六军团和贺龙的红二军团组成的红二方面军，最后一路就是吴焕先徐海东带领的红二十五军。
红十军团的结局非常悲壮，在皖南的谭家桥与王耀武带领的国军激战，寻淮州战死，接着在皖赣交界处的怀玉山又陷入敌军重围，方志敏、刘畴西等人被俘牺牲，近乎全军覆没。不过时任军团参谋长的粟裕带着五百来人突围了出去，跑浙东那儿打起了游击。后来粟裕在济南战役中王耀武给俘虏了，也算是报了当年谭家桥失利的仇。
红二十五军北上途中，吴焕先牺牲，徐海东带领部队最早到达了陕北，跟刘志丹的部队会师。几个月后，中央红军也在毛泽东的带领下来到了陕北。
说这么多，就想说明一个事。红二十五军奉中央之命北上，高敬亭去哪了？
没去哪，又被留在鄂豫皖根据地了。
1934年11月，中央派程子华去鄂豫皖传达红二十五军北上转移的指示，把红二十五主力带走了，而给在皖西的高敬亭（时任省委常委、皖西北道委书记）留了一封信，让他留守根据地并再次重建红军坚持武装斗争。
张国焘走的时候，把他留下了；吴焕先走的时候，又把他留下了。在当时的严峻形势下，留守基本上是听天由命。按说，高敬亭该怨天尤人了吧？
并没有。高敬亭用强悍的事实证明了那句话：强者从不抱怨环境，弱者才会怨天尤人。
当时的环境极其残酷。主力走了，留下的老弱病残加起来能有一千来人，且被分割包围在几块小苏区内，面临的是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。最主要的，随着主力的撤离，失败的情绪迅速在鄂豫皖苏区蔓延开来。
关键时刻，高敬亭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，挑下了这千斤重担。1935年2月，高敬亭宣布红二十八军成立，在大别山地区把红旗又竖了起来。
从1935年到1937年，高敬亭带领的红二十八军，在大别山地区歼灭了国民党军五千多人，而自身发展到了3千多人。放眼整个南方八省十三区，这个成绩，都是毫无争议的独一份。
作为对比，咱们看看1938年初新四军成立时的兵力组成。新四军建军之初共有四个支队，共1万人，其中高敬亭的第四支队有3100人，占新四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强。最主要的，和其他三个支队是有多个区的游击队拼凑而成不同，第四支队是由大别山地区的红二十八军和豫南游击队组成，是唯一一支单一区域力量为主的支队，战斗力也是最强。
当时曾流行一个说法，“新四军吃四支队的饭”。可想而知，当时高敬亭和四支队在新四军内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。
有一说一，如果较真的说，高敬亭确实有骄傲的资本。三年游击战中，高敬亭作为大别山根据地的党政军一把手，各方面都做的相当出色。
军事方面，高敬亭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游击战术，比如“化整为零、集零为整”、“跳蚤战术”、“四打四不打”等，在卫立煌组织的数十个团的围剿之下，居然能够发展壮大，可想而知其战术的成功。
在政治方面高敬亭也有相当的敏感嗅觉。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，高敬亭看到了中共中央有关第二次国共合作精神的文件，在国共两党还没有谈出结果的情况下，高敬亭就派人联系到了卫立煌，进行了停战谈判并签订了协议。这是南方八省游击队中最早也是最成功的一次国共两军谈判。
明眼人也能看出，高敬亭不管在游击战术还是政治理念上，都跟毛泽东的理念有相似之处。由此可以看出，高敬亭确实有独当一面的能力。这也是为啥在被枪毙后很多人为此痛心惋惜。这个能力加上这个资历，如果活到建国，授个大将是妥妥的，甚至元帅也不是不可能。
那问题来了，这么一个居功至伟且前途远大的革命同志，怎么就突然被枪毙了呢？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
通过上文咱们也能想到一个问题。高敬亭自然能力强功劳大，但相对应的，也很容易养成唯我独尊的强势性格。
贰
所以，随着新四军组建后，慢慢地高敬亭就不服管了。不但不服新四军军部的管，连长江局、后来的中原局、甚至延安的命令都置若罔闻。
这倒也不全是高敬亭的问题。咱们看看这个过程。
新四军组建后，新四军军部命令第四支队东进抗日。高敬亭一点没含糊，带着部队一路去了抗日前线，战绩斐然，从1938年5月到11月，收复了庐江、无为两座县城，歼灭日军500多名，俘虏10人，而四支队也发展到了8千多人，实实在在的成为了新四军的一直劲旅。
要知道名满天下的平型关大捷，到底歼灭了日军一千人还是一百人都充满了争议，更不用说俘虏日军了。作为对比，四支队的战果不可谓不大，以至于蒋介石都知道了，发电嘉奖：“贵军四支队蒋家河口出奇挫敌，殊堪嘉慰。”
正当高敬亭打算再接再厉继续东进打鬼子时，却发现了一个问题，那就是白崇禧的桂系军队正源源不断的开往大别山。
高敬亭相当郁闷：我们第四支队往抗日前线走，你国民党军却去占我的老窝？
于是高敬亭致电军部，要求四支队不再东进，而是回大别山建立根据地。理由是大别山地理位置重要，是兵家必争之地，而四支队在大别山有良好的群众基础，就这么拱手让给了桂系，太过于可惜。
而当时长江局是王明在领导，王明的口号是“一切服从统一战线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”，而项英则是这一路线的积极拥护者。结果自然不用说，高敬亭的要求被王明和项英斥责为“不服从统一战线，消极抗日”，并命令高敬亭不许留一兵一卒在大别山。
高敬亭本来就一肚子不满，加上在大别山强势惯了，当场就指责王明、项英是“右倾投降主义”，把这两个顶头上司给狠狠地得罪了一把。
其实从事后来看，高敬亭的眼光不可谓不超前。大别山的战略地位确实非常重要，抗战结束后李先念的中原军区也曾试图在大别山站住脚，作为刺进国统区的一把尖刀，但最终坚持不下去，最终突围而走，就是著名的“中原突围”。
不过话又说回来，这时候国共合作刚开始，还处于蜜月期，都还没脚底下使绊子，自然也不能为了大别山根据地去跟国民党军翻脸，不然“破坏抗日”的大帽子就压到中共头上了。
这个时候最明智的策略就是放弃大别山，而是去皖东一带建立新的根据地。延安那边显然也看明白了这一点，发电要求“江北新四军向津浦路东敌后挺进”。江北新四军指的就是四支队，其他三个支队都在长江以南。
而高敬亭显然没理解为啥要这样做，思想上转不过弯来，还是要抱着大别山不放。这也成为了高敬亭和军部、延安中央分歧的开始。
不仅如此，随着中央把郑位三、戴季英等人派到四支队，高敬亭对中央的意见越来越大。本来中央是出于好意，觉得郑位三和戴季英以前都是鄂豫皖苏区的老人，跟高敬亭是老战友，能说上话，协调一下高敬亭对上级的不满情绪。
没想到高敬亭对中央派人来的做法相当反感，认为这些人是来夺权的，并处处对这些人进行排挤，以至于郑位三不得不转到了地方工作。
这儿插几句。桂系进入大别山算是一个导火索。往深处挖，实际上高敬亭对新四军的职务安排意见相当大，这个咱们后文再说。
面对高敬亭拒不执行命令的情况，军部的项英、叶挺等人的愤怒可想而知，自然给延安的汇报也没啥好话。延安中央自然而然的对高敬亭的意见也越来越大。
不过这时候谁都不想撕破脸，毕竟高敬亭的功劳摆在那里。于是只能另想办法。1938年11月，先是派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去了江北，对高敬亭进行劝导，同时对四支队的广大干部传达中央关于“江北新四军向津浦路东敌后挺进”的精神，并让第四支队第八团按照中央指示先行东进。
为啥张云逸可以指挥第八团？第四支队下辖四个团，分别是七团、八团、九团、手枪团，而其中的八团并不是隶属于高敬亭的红二十八军，而是河南桐柏山游击队改编而来，领导人是周骏鸣。
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，第四支队已经分成了两块，一块是高敬亭嫡系的七团、九团、手枪团，另一块则是单独行动的八团。
事实上，不仅仅是周骏鸣对高敬亭居功自傲、对抗中央的行为非常不满，就算是一直跟着高敬亭搞革命的老同志也都意见很大。
高敬亭自然也看明白了这一点，在各上级组织的催促之下，在1939年3月，心不甘情不愿地带着四支队往东开进到了合肥一带。不过没过多久，就因病返回了舒城，部队继续东进的行动自然又停了下来。
眼见江北的局面因为高敬亭的消极而迟迟无法打开，包括延安、中原局、新四军军部都着急的不行了。
当时抗战已经进入了相持阶段，日军打不动了，国民党这边压力一减，注意力又转移到中共这边来了。1939年1月，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，做出了“防共、限共、融共”的敌对方针，而在大别山地区，桂系军队已经开始很明显的表示出了敌意，要把新四军挤出这个地盘。
这时候如果按照高敬亭的想法，在大别山地区跟国民党军抢地盘，一是不符合统一战线的方针，“破坏抗战”的大帽子就压到中共头上了。二是在国统区根本没法放开手发展，去皖东这个敌占区，从日军手里抢地盘，不管从道义上还是实际情况上，都是一个最优解。
眼看着高敬亭拒不执行“东进”的命令，无奈之下，中央授权新四军军部去江北成立“江北指挥部”。当时新四军的三个支队都在长江以南，活动在江北的只有高敬亭的四支队以及其他几支小股的地方武装，中央要成立江北指挥部的目的不言而喻。
1939年4月底，带着成立江北指挥部、打开江北抗战新局面使命的叶挺来到了江北，于5月5日宣布江北指挥部成立（张云逸任总指挥），并在5月10日召开了军事会议，出席人员包括叶挺、张云逸、邓子恢、罗炳辉、戴继英等新四军军部主要领导人，以及第四支队从高敬亭以下连以上的各级干部。
之所以召集了第四支队连以上干部，叶挺的用意倒也不复杂，就是要把中央“东进”的指示精神贯彻到第四支队全员，实际上有点逼宫高敬亭的意思。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，叶挺与高敬亭的矛盾彻底的激化了。
叶挺重申了中央和军部的意见，要求第四支队迅速东进，开拓新的根据地，而高敬亭依然以各种理由推诿。叶挺压抑了很久的怒火一下子爆发了，厉声说道：“高司令，东进！限两星期必须出动！请执行命令！”
迫于叶挺的强大气场，高敬亭只好同意东进。
叶挺为什么这么恼火？咱们都知道，新四军在项英的把持下，作为军长的叶挺并无实权，“三年军长,四次辞呈”，在江南军部的工作相当郁闷。本来以为来江北脱离那几个人，可以发挥出自己的能力，没想到连高敬亭都这么不给面子，你说上火不上火？
不管怎么说，高敬亭虽说不情愿，但也同意了第四支队东进，如果事情就按照这个剧本发展下去，结局还不至于到不可收拾的地步。
毕竟，在这时候，不管是中央、中原局、还是新四军军部，虽说对高敬亭有意见，但绝没有要把高敬亭置于死地的想法。
但是接着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。高敬亭的亲信，四支队第七团的团长杨克志、副团长曹玉福突然叛逃了。
叁
叶挺一看高敬亭同意东进，而且七团、九团也开始开拔往东，心情不错。没想到，令他大感失望并极度愤怒的事发生了。
因为和上级的理念不合及冲突，越想越生气的高敬亭办了一件糊涂事。他私自写信命令七团、九团停止东进，原地待命。
这性质一下子就变了。如果说之前是推诿不配合，现在的做法就是赤裸裸的公然抗命了。战争年代军令如山，这种藐视军法的行为，作为上级，谁也不可能容忍。更何况，叶挺是赫赫有名的北伐名将，名闻天下的“铁四军”军长，岂能容忍这种行为？
作为军人，叶挺本来一直对高敬亭充满敬意，毕竟在大别山坚持三年，不是谁都能做到的。不过高敬亭这么一搞，直接让叶挺破防了。
叶挺绕过高敬亭，直接命令七团、九团继续东进。
压力一下子到了七团、九团这儿了。到底是听老领导高敬亭的？还是听军部叶军长的命令？
九团团长詹化雨跟政委胡继亭和参谋长顾士多一商议，本来都对高敬亭不执行“东进”命令感觉不理解，觉得还是要服从军部命令。于是选择了继续东进。
然而第七团团长杨克志和副团长曹玉福却纠结了起来。他俩都是高敬亭提拔起来的，跟高敬亭感情很深。不执行高敬亭的命令吧，这从情义上说不过去；不执行叶军长的命令吧，这又是公然抗命，搞不好最后就是死路一条。
商议来商议去，两人直接崩溃，居然选择了第三条路，走人！直接叛变投敌了。
他俩这时候当然没想到，他俩的这个选择，把高敬亭的命运也彻底改变了。
其实在这之前，项英他们也曾经跟中央讨论过高敬亭抗命的处置问题，有多个方案，包括送延安学习、到异地养病等，唯独没有考虑过军法处置。
然而，随着七团团长和政委的叛变投敌，性质一下子严重了。换句话说，这一下子犯了延安中央的大忌。
对中央来说，实际上对刚成立的新四军并不完全放心。道理也不复杂，南方八省的游击队跟中央失去联系三年，这期间有些队伍跑深山里去，在生存的压力下，已经跟土匪差不多，对党的政策、纪律等早就模糊了。
这也是为啥新四军建军之初，对军长的任命国共双方争执不下，原因就是双方都想夺得这支军队的控制权。换句话说，新四军要是处理不好，到底会姓共还是姓国，谁也说不准。
另一点，更是敏感。高敬亭的红二十八军是红四余部，也就是张国焘的老部队。而张国焘刚叛逃不久，到处招降旧部，谁敢说高敬亭有没有这种可能？杨曹叛逃是不是高的问路石？
最主要的担心是，高敬亭要是叛逃，就不是他一个人走的问题，有很大概率会带走第四支队几百名干部，甚至大部分队伍。这损失可就大了去了。
这一通考虑下来，高敬亭的悲剧基本上就被定格了。
1939年6月20日，项英分别向延安中央和南京当局发出了“拟枪决高敬亭”的电报。
经过了三天的批斗大会，高敬亭被扣上了“反党反中央”、“反革命”等罪名，于1939年6月24日被枪决，一代红军名将就此谢幕。
肆 写在最后
老规矩，最后对这个事件做一个梳理和分析。
首先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，高敬亭为什么要跟中央和新四军军部对着干？
其实并不复杂。简单一句话，认为中央给他的地位太低了，心理落差太大。
新四军建军之初，第四支队不管是人数还是战斗力，在四个支队中都是遥遥领先，所以有了“新四军吃四支队的饭”那个说法。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是军分会委员，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兼任军参谋长，而作为实力最强战功最大的四支队司令员，连个军分会委员都没有当上。
特别是江北指挥部成立后，江北的主力就是四支队，高敬亭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应该是总指挥。而结果却是连个指挥部前委委员都没干上，而他的部下周骏鸣、戴季英、林恺都成了前委委员。
高敬亭所受的刺激可想而知。正如他的部下在多年后曾经回忆说，如果当时任命高敬亭为军长或副军长，他不但不会抵触东进，反而会干劲十足。
在今天看来，当时对高敬亭的安排，考虑到鄂豫皖、张国焘、红四这些因素，不排除有打压嫌疑，最后造成了这个结果，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遗憾。
然后，接文章开头的问题，叶挺枪毙高敬亭，到底是不是如坊间传闻，在没有延安的指令之下，而是根据蒋介石的指令，擅自杀了高敬亭？
当然不可能。
在七团杨曹叛变、高敬亭被抓之后，项英从分别向延安和南京发电，提出了处决高敬亭的意见。虽说至今没有解密、或者说没有见到过当时延安中央给项英的复电，但要是说在江北的叶挺，在没有中共中央的批准之下，自己就做主把高敬亭枪毙，这是绝对不可想象的。
正如戴季英在后来接受采访时说过的一句话，“高敬亭这么高的职位，如果不是党中央批准，谁有这么大的胆敢动他？”
叶挺在赴任新四军之前从先去了一趟延安，向延安保证会把新四军掌握在中共手里，换句话说，叶挺虽说当时是党外人士，但是有打算重新入党的，只不过周公觉得在当时的形势下，叶挺在党外对党的事业帮助更大，这事才暂时放下了。
叶挺会无视延安的意见，而遵从蒋介石的指令把高敬亭枪毙？想啥呢。
时任江北指挥部机要科长的李资平后来也回忆说，延安当时从复电同意对高执行枪决。
那逻辑这么清晰的一个事，为啥到现在却这么有争议？
原因就是建国后高敬亭的女儿高凤英为父亲的遭遇鸣不平，在1975年写信给毛主席请求重新对高敬亭案进行定论。当时毛主席也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，但仍不顾身体虚弱，指示有关部门重新审查高案，并在材料上批示“我觉此案处理不当。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”。
1977年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了《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》，肯定了高“功大于过”的革命历史，认为“将其处死是错误的”。
加上改革开放后思想大解放，一批红二十八军的老战士筹备编写了《新四军四支队简史》，对高敬亭的功绩再次进行了肯定。
也就是这个缘由，随着风评的转变，对高敬亭案的争议也越来越多。
其实1977年的平反通知已经很清楚的说明了一切。平反的内容仅仅基于对其实施枪毙的决定，而不是对他所犯错误的翻案。
如果用一段话来总结高敬亭案，
他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，一个具有卓越军事能力的领导者，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中，对大别山根据地的创建和红军力量的发展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同时，在特定的环境下，他也养成了专横跋扈、刚愎自用的性格，在和军部、中央有分歧之后，连续做出了抵制中央战略、违抗军部命令的错误行为。
中央一开始是本着治病救人的态度，对高进行劝说、教育，希望他能幡然醒悟，继续为革命做出贡献。然而意外的是，随着他的亲信团长的叛逃事件发生，导致局势一下子趋于失控。为了大局出发，避免四支队朝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，中央同意了对其处决的建议，并由在江北的叶挺具体进行了实施。
功是功，过是过。这才是对历史的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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