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4年10月，中央红军开始长征。江西于都河畔，部队正在集结，红一军团承担的任务很重：既要担任行军序列中的前卫，又要在关键地段撕开敌军封锁线，为中央纵队开路。
这支部队的核心指挥员，是军团长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。此时的红一军团，已经不是1930年刚组建时的模样，编制几经调整，部队番号也发生变化，但战斗力依旧强悍。长征途中，它下辖的三个主力师，师长分别是李聚奎、陈光和彭绍辉。
这个答案看似简单，背后却牵涉红军编制的一次重要变化。
1930年6月，红一军团在闽西、赣南革命根据地建立，最初由红四军、红六军和红十二军等部组成，朱德任军团长，毛泽东任政治委员。那时的红一军团以军为主要编制，林彪担任红四军军长，黄公略担任红三军军长，伍中豪担任红十二军军长，几支部队都经历过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的艰苦作战。
后来，随着红军规模扩大和作战任务变化，部队编制逐步调整。1932年以后，林彪担任红一军团军团长，聂荣臻任政治委员，左权等人参与军团参谋工作。第四次反“围剿”前后，中央红军进一步整编，原来以军为主的番号，逐渐改为师的编制，红一军团的战斗序列也由此重新排列。
红一师师长李聚奎，是一位以善于组织行军和指挥突击而著称的将领。他早年参加湘南起义，随后进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，在长期作战中积累了丰富经验。长征开始时，他接替罗炳辉担任红一师师长。
红一师的任务并不轻松。它往往要走在队伍前面，搜索道路，驱逐地方武装，抢占渡口和隘口。一旦发现敌情，师部还必须迅速判断：是立即攻击，还是牵制敌军，为后续部队争取时间。
有一次，部下向李聚奎报告：“前方道路不明，敌情也没有完全摸清。”李聚奎的回答很实际：“先把路探出来，不能让后面的部队停在这里。”
这种作风，正适合长征初期的红一师。部队既要打仗，也要保障中央纵队通过，很多时候不能恋战，更不能因局部胜负耽误全军行动。李聚奎后来长期从事军队建设和后勤工作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。
红二师的师长是陈光。长征前，徐彦刚曾担任红二师师长，后来调任红十六师，陈光接替了这一职务。陈光在红军时期已经是颇有实战经验的指挥员，善于带领部队快速机动，执行突击和穿插任务。
红二师在长征中的作战经历尤其密集。1935年1月，中央红军强渡乌江；5月，部队北渡大渡河，并向泸定桥方向疾进。红二师担负前卫任务，连续行军、连续作战，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抢占要点，为红军主力北上打开通道。
泸定桥战斗发生在1935年5月29日。红军先头部队抵达桥头后，与守军展开激战。需要说明的是，夺取泸定桥并非某一个师单独完成，而是红军相关部队协同作战的结果。红二师在这一阶段承担了重要的前卫和突击任务，陈光也因此受到重视。
同年9月，红军翻越夹金山后进入甘肃南部，腊子口成为北上的险关。9月16日至17日，红军与鲁大昌部展开激战，红一军团部队参与突破。战斗结束后，红军打开了进入陕甘地区的通道。红二师一路担任前卫，伤亡和消耗都相当严重。
至于红十五师，师长是彭绍辉。彭绍辉早年参加平江起义，作战勇敢，1933年第四次反“围剿”期间负伤失去左臂，但仍坚持返回部队。长征初期，红十五师编入红一军团作战序列，成为军团的重要力量。
不过，红十五师的存在时间并不长。随着战事发展和部队不断减员，红军在行军途中持续进行整编，红十五师后来被撤销，人员补充到其他部队。战争年代的番号变化很快，一个师的保留与撤并，往往取决于兵员、任务和战场形势，不能简单按照后来建制去套用。
因此，长征途中红一军团三个主力师的师长，便是红一师李聚奎、红二师陈光、红十五师彭绍辉。三人分工不同：李聚奎重在组织推进，陈光长于前卫突击，彭绍辉则以坚韧善战闻名。正是这些具体的师级指挥员，把军团命令落实到了山路、渡口和阵地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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